鲁迅去世后，盖棺论定的评价是对他的“三个伟大”的评价：“鲁迅是中国文化的主将，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，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家。”

这固然是不错的。

1936年10月19日，鲁迅先生去世时，众多挽联大多突出其“青年导师”和“文坛泰斗”的身份或地位，唯有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将其学术功绩放在第一位：“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，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。”

无独有偶，鲁迅先生的二弟周作人关于乃兄的悼念文章，也是先学术后创作。 可见在一批老朋友心目中，鲁迅的学术成就起码不比其文学创作逊色。只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，思想家和文学家的鲁迅如日中天，而学问家的鲁迅则相对暗淡多了。

鲁迅在学术上的卓有成就，不说别的，且说先生的那本薄薄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就堪称是殿堂级的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奠基之作，也是中国小说史研究的代表之作。

目前此书在豆瓣读书上的评分高达9.4分。

大概从1920年8月起，时任教育部佥事的鲁迅，因为经济上的窘迫（借钱买了八道湾的大房子供大家庭居住），急需在收入上能够广开财路，便先后在北京大学、北京高等师范学校、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大学等多处兼职，主要讲授的就是中国小说史，月薪大约为18元不等。

是年底，小说史在北大等处陆续开讲。按照要求，鲁迅将准备好的讲义交给相关的校方，请他们刻印随课程发放。现存最早的油印讲义，由北大国文教授会承制，凡十七篇，题名《小说史大略》。接下来，鲁迅对油印本讲义作了较大的补充调整和扩展，增至二十六篇，大约1921年下半年或1922年，由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铅印成册，取名《中国小说史大略》。

此后，鲁迅对铅印讲义再作充实和修订，增至二十八篇，定名为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由北京大学新潮社于1923年12月和1924年6月，分为上下卷正式出版。至此，“小说自来无史”的中国，有了第一部现代意义的小说史。

继北大新潮社分卷出版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1925年9月，北新书局将《史略》合为一卷推出，1926和1927年，该书局连续出版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的修订本，1931年9月又出版订正本。至1935年6月，北新版《史略》已印行至第十版，这次出版前，著者再作个别改订。翌年10月，鲁迅病逝，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以后的各版次均与北新第十版相同。

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的出版在文学界和学术界均获得很高的评价。

胡适在1928年所作的《白话文学史·序言》中写道：“在小说的史料方面……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；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，搜集甚勤，取材甚精，断制也甚严谨，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。”

郭沫若也十分看重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认为它和王国维的《宋元戏曲史》，“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。不仅是拓荒的工作，前无古人，而且是权威的成就，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。”

文学史家郑振铎则认为：“《中国小说史略》是一部奠基的大著作。从这部大著作出版了以后，研究中国古小说的人才能够有确切可据的基础。”

有论者认为《中国小说史略》至少在三个方面取得了前无古人的瞩目成就：

第一，为中国小说“正了名”，“立了传”。

在古代中国，诗歌和散文自古就是文学的正宗。小说和戏曲向来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“小道”，一向不为文人，尤其是恪守正统文学观念的士人所看重。

这种情况直到1902年，梁启超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《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》（群治指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治理和处置）一文，充满激情地夸示小说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教化功能，这种情形才稍微有所改观。

欲新一国之民，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。故欲新道德，必新小说；欲新宗教，必新小说;欲新政治，必新小说；欲新风俗，必新小说;欲新学艺，必新小说；乃至欲新人心，欲新人格，必新小说。何以故？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。

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从目录学入手，按时间顺序，考察众多史书和官书收录的史部与子部小说，述其内容，考其真伪，阐发其小说元素，但并没有将这些视为小说滥觞和发展的不二法门。

在鲁迅看来，小说始于神话。“从神话演进，故事渐近于人性，出现的大抵是‘半神’，如说古来建大功的英雄，其才能在凡人以上……这些口传，今人为之‘传说’。由此再演进，则正事归为史；逸史即变为小说了。”（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》）。

鲁迅认为，虚构是小说的本质，建立在虚构基础之上的想象与文采，才是小说最主要和最基本的特征。而同样具备想象和文采的作品，又有创作者“无意”而成和“有意”为之的区别，只有从自觉的小说意识出发写成的小说文本，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小说。

正如《中国小说史略》所说：小说“至唐代而一变，虽尚不离搜奇记逸，然叙述宛转，文辞华艳，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，演进之迹甚明，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始有意为小说”。至此，鲁迅基本阐明了小说的内涵与外延。

《中国小说史略》梳理出一条中国古代小说清晰的演进轨迹：由神话传说到六朝志怪志人，到唐人传奇，到宋人话本拟话本，再到明清小说，其中的基本观念、阶段划分和作品命名等，迄今仍为学界所借重。

第二，对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些重要作品留下了非常富有洞见和启示的评价。

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里对一些重要作品的分析，早已成为不刊之论，每每为学者所重视和引用。

其对《三国志演义》的人物塑造提出批评：“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，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”，虽系剑走偏锋，但联系作品形象，亦可谓独具只眼，一矢中的。

我尤其欣赏先生对《金瓶梅》的分析评价：作者之于世情，盖诚极洞达，凡所形容，或条畅，或曲折，或刻露而尽相，或幽伏而含讥，或一时并写两面，使之相形，变幻之情，随在显见 ，同时说部，无以上之，故世以为非王世贞不能作。至谓此书之作，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，则与本文殊不符，缘西门庆故称世家，为搢绅，不惟交通权贵，即士类亦与周旋，著此一家，即骂尽诸色，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，加以笔伐而已。

鲁迅对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在艺术上的成就的评价也向来为人所称道：《聊斋志异》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，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，然描写委曲，叙次井然，用传奇法，而以志怪，变幻之状，如在目前；又或易调改弦，别叙畸人异行，出于幻域，顿入人间；偶述琐闻，亦多简洁，故读者耳目，为之一新。

凡此种种，不可尽言。

第三，为小说史编簒提供了值得普遍借鉴的经验。

时至今日，小说史编簒已是文学研究的重镇。小说史应该如何写？

正如先生在小说《故乡》的结尾所言：“其实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。”鲁迅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在没有路的小说史的研究上，硬生生踩出了一条路来。

鲁迅曾表示：“文学史资料长编，非‘史’也，但倘有具史识者，资以为史，亦可用尔。”（《致台静农》，1932年8月15日）这就是说，在鲁迅看来，仅有史料的胪列构不成文学史；史料只有被具有史识者“资以为史”，才能呈现“史”的品质。

但是话又说回来，知易行难，“史识”又该怎样浸透到小说史中？

对此，鲁迅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以自身实践为后来者留下了许多启示，聚焦小说发展，但并不把这种发展封闭和孤立起来，而是将其与历史上不同时代的社会史、思想史、心理史、风俗史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，就中发现不同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带给小说的影响，同时展现和评价小说家在特定环境中的精神状况和艺术创造，让小说史传递历史的回声。

正如鲁迅所说：“史总须以时代为经。”（《致王冶秋》，1935年11月5日）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的写作无疑是体现了他的这一主张的。